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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浓水:海洋文化的历史地位和蓝色中国的伟大未来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5-11-06  作者:倪浓水  浏览次数: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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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的历史地位和蓝色中国的伟大未来

倪浓水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海洋学院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

摘 要: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历史结构中的核心元素,是中华文化构成中的源头之一。我们研究海洋文化,乃是回归中华文化的本源。海洋文化从中华文化的历史源头走来,现在我们建设蓝色中国,大力经营海洋,就要转变传统的内陆文明观念,站在“中国半岛”的崭新的空间立场,以海洋历史文明的视野,引领蓝色中国的伟大未来。

关键词:海洋文明 回归本源 蓝色中国

现在我们探讨海洋文明,研究海洋文化,必须首先面对一个问题:中国的海洋文化,是我们最近几十年的最新发现,还是它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之一?也就是说,海洋文化究竟是中国的源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新发展、新延伸?现在我们探讨海洋文化,是回归中华文化的本源,还是培育中华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我的回答是: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历史结构中的核心元素,是中华文化构成中的源头之一。我们研究海洋文化,乃是回归中华文化的本源。海洋文化从中华文化的历史源头走来,现在现在我们建设蓝色中国,大力经营海洋战略,就必须要转变传统的内陆文明观念,站在“中国半岛”的崭新的空间立场,以海洋历史文明的视野,勾描蓝色中国的伟大未来!

一、三源文化结构中的海洋文明

中华文明是一种多源头的文明,中华的文化结构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形态共同组成的。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徐旭日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就指出,华夏、东夷和苗蛮是中国文化的三大主干。这个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东夷和东夷人(严格地说应该是东莱人)创造的东夷文化是华夏文明起源中重要的一元。这已经没有任何人会表示怀疑,可是东夷文化不仅体现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更体现在其所包含的厚重的海洋文化。东夷文化又被称为海岱文化,并不仅就其地理位置沿海靠岱而言,更应该是指这一文化散发着浓重的海味。

“海岱”是山东沿海一带的古称。“海岱”一词始见于《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又云:“海、岱及淮惟徐州。”“海岱”指自黄海西岸至泰山南北的广大地区。也就是齐国的主要区域。

齐国曾经有过辉煌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这样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有意思的是,这段文字出自洛阳人苏秦之口。此人是著名的策士,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是见过大世面的,但齐都临淄经济之富庶、文化之繁荣仍让他惊叹不已。

现今的威海,正属于“海岱”的核心,所以从历史上看,威海一带曾经是非常繁荣的。

这种繁荣,实际上就是海洋文明的繁荣。

因为齐国的前身正是东夷(东莱)。而众所周知东夷与海洋的关系极其密切。《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豁,少昊之国。”而少昊族是东夷族落的重要族系。东夷人后来建立的国家为齐,齐国的创始人为吕尚,而《史记•太公世家》里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注明即为“东夷之人”。东夷人创造了以靠海用海的物质生活,开拓性的海上活动,以及人面鸟身的海神信仰和鸟与太阳通体崇拜的习俗等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文化。

东夷文化丝毫不逊色于内地的华夏文化,并且还一度西进,对华夏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遗憾的是,东夷人似乎对于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而是对于逐鹿中原似乎具有无穷的吸引力。正如朱健君在《东夷海洋文化及其走向》中所敏锐地指出的,目前考古发现来看,一种惹人深思的现象是,随着东夷文化西进中原并在那儿茁壮成长,它出生地的文化却发生了很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岳石文化中陶器的退化、工具的粗糙和渔猎文化遗存的缺乏。此前,东夷文化一直是领先于其他文化的,但此时则显得落后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是在迁来的黄炎帝后裔的冲击下和挺进中原的道路中,自己原居地的文化特色发展反而削弱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恐怕就是中国文化主体上背向海洋面向中原大地发展的开始。

朱健君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否认以东夷为代表的远古海洋文明在中华文化结构中的核心组成地位。

其实,华夏、苗蛮和东夷三大文化源流中的苗蛮文化,也有浓郁的海洋文明的因素。苗族主要生活于长江沿岸,而“现在长江流域, 是中国海洋文明发源地, 青莲岗文化是海洋文明的代表。……海洋文明由于海浸到来, 淹埋在汪洋大海之中, 就成了中国失落了的文明。” 而东夷中也有一支逐渐南移,生活在江淮一带,史称淮夷,后来逐步和苗蛮相融合,更增加了苗蛮文化中的海洋文化因素。

华夏、苗蛮和东夷三大文化源流中,海洋文化因素占其二,可见在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海洋文明其实拥有很高的地位。

二、四源文化结构中的海洋文明

除了华夏、苗蛮和东夷三大文化源流合成说,学界还有另一种“四源说”,那就是古越族是与华夏、东夷、苗族并列的构成中华文化的四大有机部分之一。如叶文宪先生在《论古越族》一文中表达的研究成果即是持这种观点。 我在文献搜索中发现,还有别的许多学者也表示赞同这种观点。

叶文宪先生的研究依据主要是两个,一是人种依据。他吸收人类学家根据对于古人头骨的考古分析而得到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人种有明显的南北分类, 而华夏、东夷和苗族这三大部族都属于华北种群,只有越族属于南方种群,二是语言依据。汉语分为北方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七大方言。这七大现代汉语方言中北方话是几千年来古汉语在北方广大地区发展的结果, 其余六大方言则都是历史上北方居民不断南迁而在江南地区逐步形成的。而其基础,乃是吴语。

南方六大方言中吴语形成得最早, 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太伯仲雍奔吴。但是太伯仲雍并没有把北方话照搬到江南来,因此吴语中虽然含有古汉语的成份但它的基底仍是江南的土语。闽语是三国两晋时期来自苏南浙北的大批移民进人福建后形成的, 因此闽语的基底实际上是当时的吴语。战国时期越国灭亡后越人大规模南迁, 秦始皇征服越人后又留下97 万军戍守岭南, 这些戍卒带来的北方话和岭南土语相结合形成了粤语。湘语源于古楚语, 形成时间略晚于吴语, 但两者关系十分密切, 语言也比较接近, 这说明湘语的基底也是江南土语。江西处于吴头楚尾, 东晋南朝以后北方移民进人江西, 他们带来的北方话和在此交汇的吴语、湘语结合形成了赣语和客家话,因此这两种方言的基底也是南方土语。而这个作为南方方言基底的土语就是现已消失了的古越族所使用的古越语。

古越语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 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常常用句(苟)、姑(个)、无(鸟)、于(余)、夫等音作发语词。吴越的人名、地名常将这些发语词放在前面, 如作为人名的勾践、余祭、余昧、夫差、无疆和作为地名的于越、余杭、余姚、句容、句吴、姑苏、姑蔑、无锡、芜湖、乌程、乌伤、夫椒等等。虽然古越族早已不复存在, 但是他们留下来的越语地名却象化石一样指示出越人活动过的范围。

所以吴和越虽然曾经分裂为两个国家,但是它们的文化脉络是属于同一个部族的。闻一多先生考证说,远古时代,越族的老家也在北方,后来逐渐南移。一部分停在如今江苏境内,受着太伯仲雍的统治,因建国号叫吴,所以这一部分越人也就叫做吴人了。 所以吴只是一个政治区域的名词,而不是文化区域的名词。论种族和文化,吴越完全是属于一家的。所以《越绝书》记载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越绝外传》也记载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所以无论是从人种现象、语言现象还是从文化渊源来看,吴越一体的古越文化都是构成中华文化的来源之一。

古越文化,其本质乃是海洋文化。它与东夷文化一样,是中国海洋文明的核心文化区域。

一方面,吴越本身就处于东海海滨,与海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陈桥驿先生考证,由于海潮的倒灌导致土地迅速盐碱化,沿岸的居民被破迁移,在东海岸的居民,分成了两支,一支向丘陵地区转移,《越绝书》中称为“内越”;另一支则深入海洋,向岛屿转移,成为岛民的先祖,古书中称为“外越”。 另外,《汉书•东夷传》记载说:“……其上人民,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入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者。”这里的“上”即是指“海上”,说明当时岛屿居民已经经常登岸,在绍兴一带与陆地上进行贸易活动了。

另一方面,它也深受东夷海洋文明的影响。从文化接受史角度来看,吴越接受的是海洋文化。《越绝书•吴内传》记载说:“越人谓船为须虑……。习之于夷。夷,海也。”

可见吴越为代表的古越族文化也具有非常浓郁的海洋文化品质。

古越的后裔“疍民”也是如此。

古越族与东夷的命运一样,后来都受到了内陆文明代表华夏集团的强势挤压,国破族散,四处飘荡,有许多都上了山,或被华夏同化。但是其中的一支却坚持留在海上或海边,这就是有海上吉普赛人之称的“疍民”。杨齐在《海上吉普赛人》 一文中指出,疍民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以及东南沿海各省的江河湖海沿岸,直至南洋群岛各处。据专家考证,广东最古老的主人之一是南越族的遗民,就是现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疍民,他们的很多生活习惯都与古南越族相似或相同。解放前他们被称为“疍家贼”或者海上的“吉普赛”人。

疍民具有独特的宗教信仰文化,这种海洋宗教信仰与舟山群岛等沿海和海域的海洋宗教信仰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也信仰妈祖,也有许多生活忌讳,如在吃饭时,碗、盘、勺等餐具忌颠倒放置;吃鱼是不能将鱼身翻过来,只能把鱼上的刺拿掉;忌说与“沉”字同音的方言;忌女人跨过船头最前端的“龙头”;忌分娩后未满一个月的产妇过船或碰到自己的船只;忌死尸从船头上经过,怕污染龙头,产生不利。忌在船头大便;忌妇人跨过渔网,怕渔网沾上秽气而捕不到鱼虾等。这与舟山群岛上的民间禁忌几乎完全一致。例如在舟山沈家门渔区吃鱼,除了船上捕上的第一条鱼要供龙王和船神外,家里开春煮熟的第一碗大鱼,也要先供灶神和祖宗。此外,吃鱼要从头吃到尾,不能随意乱吃,示意捕鱼有头有尾,头尾顺利。吃完上一面,不可把鱼翻转身,要连头带刺用筷挟去后,再吃下一面。这是因为“鱼翻”意为“船翻”,示为不吉。在嵊泗渔区,吃饭时,不但所吃的鱼不能翻身,连调羹、酒杯、饭碗等食具也不能翻转,因为这些都会引人联想到“翻船”。吃剩的饭菜如果要倒到海里去,就不能叫“倒掉”,要说“卖掉”或“过鲜”,因为“倒掉”与“翻船”意思有联系的。

三、《山海经》“山”“海”并列结构的意义

无论是华夏、苗蛮和东夷三源合成说,还是华夏、东夷、苗族和古越族的四源合成说,都证明构成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都可以看到海洋文明的本源地位,现在我们再从古代奇书《山海经》中寻找证据。

《山海经》在结构上把“山”“海”并列、并以几乎相同的篇幅分别予以描述,也可证明研究中国海洋文化,其实就是回到中国文化的本源。

清代学者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南山经之首”句下加注说:“《山海经》之名,未知所始。今按《五藏山经》,是名《山经》,汉人往往称之。《海外经》以下,当为《海经》,合名《山海经》,或是向、秀所题。然《史记•大宛传》司马迁已称之,则其名久也。”在这里,毕沅将《山海经》分为《山惊》和《海经》,后世学者大多都认为有道理。袁珂先生也认为,“《海外经》以下各篇,主要说的是海,就连郭璞作注时收录进去的《荒经》已下五篇,主要也说的是海,自然该称《海经》。所以从外壳结构将此书区分为《山经》和《海经》。”

《山海经》这样的“二分结构法”蕴涵着什么样的文化信息呢?从篇目来看,《山经》分《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共五篇,而《海经》则有《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和《大荒四经》以及独立的《海内经》共十三篇,远远多于《山经》。而从篇幅字数来看,却是《山经》要大大多于《海经》。据刘秀校《山海经》时的统计,《山经》为15503个字,对《海经》则没有进行统计,直到清代学者作《山海经笺疏》,才统计出《海外经》、《海内经》八篇为4228个字,《荒经》以下五篇为5332个字,总共为9560个字。统计数字给出了一个结论,篇目上《海经》比《山经》多许多,而字数上则少许多,加以通融,恰好平衡。

因此《山海经》隐含的文化信息乃是,在《山海经》时代的古人心目中,并不存在着“大陆中心论”情结,而是“山海”并存、等量齐观的思维哲学。

虽然《山海经》时代的古人表现出对海洋某种程度上的惶恐,但是我们们认为,他们的文化格局中并没有出现“废海主陆”的片面性,而是表现出一种“山海共观”的健康、完美的文化视野。因此从文化本源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早期的海洋文化具有非常厚实的思维底蕴,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山海经》还具有“大海洋”意识,即不但是《海经》,就连《山经》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海洋文化信息。如“人鱼”,在《南山经》等《山经》中就有多次记载。《山经》还多次记载了多条河流“注于海”,甚至在《南山经》中记载说“丹水……南流注于渤海”。虽然这里的“渤海”,依照郝懿行的注释,也许应该理解为“海岸崛崎头”,描述的是海边的山势,但显然与后世的“渤海”不无关系。

先民的这一“山海并峙”思想来源于他们亲身的生命。大禹治水就是这一生命体验的隐喻式反映。这个故事最深刻的文化意象便是“导水入海”。内陆上饱受洪水之苦的先民们有一天忽然发现洪水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洪水是被大海收容了,那么对大海之大的想象必定会强烈地震撼着他们的思维。“河伯望洋之叹”绝不会是一种偶然性、个别性现象。现代考古证明,处于长江中游湘川交界的张家界武陵源一带,曾经是一片汪洋,后来由于地壳运动,山陵逐渐隆起,海洋才变成了茫茫的群山,而“海洋”一定纳入了该地区氏族原始性的历史记忆之中。我们们知道,这个地区的先民为远古时代的巴人,而根据学界的普遍性观点,《山海经》的部分作者,正是古巴人。代代相传的生命体验时时提醒着这些先民们对“记忆中的海洋”保持着极大的尊敬和畏惧,并因之在《山海经》对“海洋”进行了玄妙的文学性想象,想象海洋不是凡人居住的,而应该属于神人、神鱼、神鸟……从而使海洋演化成了一种文化空间而非仅仅是地理空间。

因此我们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古人在祭祀时要将内河、海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分开。据《礼记》,周朝的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江而后海”。江河为海之源,海为江河之终,《山海经》就这样以结构的形式,将山河江湖与海洋纳入了同一个文化视野。

四、回归海洋文明的历史本源和蓝色中国的伟大未来

上述的论述可以证明,中华文化结构的原始形态是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并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山海经》里“山”“海”并列的结构,实际上正是中华文化结构的一种昭示。

遗憾的是从春秋末开始,由于以秦国为代表的内陆势力的强势崛起,海洋文化随着齐国的灭亡和越族的四处飘零而渐渐式微,西汉时期的“海洋仙语”(即海上神仙、神山、不死药等)的被事实所戳穿又导致了海洋文化的进一步衰落。尽管有宋元海洋航运的一度发达、尤其是以明朝郑和下西洋未代表的海洋文化的短暂繁荣,但是中国的文化总的来看,是向内陆文明发展的。

我认为,正是在这样基础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才在《历史哲学》里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尽管中国靠海,并在古代可能有着发达的航海事业,但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

但是这种向内陆文明发展、并让内陆文明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后来的发展,并不能因此而抹杀海洋文化在中华文化结构中最初的本源地位。2002年,上海的时平先生曾经呼吁“寻找华夏失落的海洋文明” 现在我们大力发展海洋文明,建设海洋文化,其首要的一个认识,就是不仅要“寻找海洋文明”,而且是要“回归”到这种文化结构的本源中去。

“文化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系统。……它有三个文化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 美国学者L•A•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一书中指出,技术系统由物质、机械、物理、化学等手段,连同运用它们的技能共同构成,借助于该系统,使作为一个动物种系的人与其自然环境联结起来。社会学的系统则是由表现于集体与个人行为规范之中的人际关系而构成的,它包括社会、亲缘、经济、伦理、职业等体系。思想意识系统则由语言及其他符号形式所表达的思想、信念、知识等构成,包括宗教意识、神话传说、文学、哲学、民间格言和常识性知识等范畴。在这三个系统中,技术系统处于最底层,是基础;社会系统处于中间,而思想意识系统属于最顶层。

依据这种文化系统理论,我们可以对海洋文化本源地位的性质进行分析了。我认为,本源化的海洋文化,在技术层面上,是相对落后于华夏的农耕文化的。春秋时期的中原农耕技术,依据非常的精细化,而东夷的海洋生产技术,则还属于最简单的泥涂沙滩挖贝取食的阶段,航海技术还属于独木舟时代,所以从技术系统而论,本源化的海洋文化还不能与农耕为主的内陆文化相并列。从社会学系统而论,东夷的社会、国家结构依据非常发达,已经完全可以与华夏族相抗衡;而其思想意识系统,以东夷为代表的海洋文化,则开始拥有自己的海洋想象(神话传说)和海洋信仰(海神仙语等)。所以总体而论,本源化的海洋文化,完全有资格与华夏等内陆文化一起构成中华文明最初的文化结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在我们要喊出强势的口号:建设一个伟大的蓝色中国!

2012年6月7日,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再造一个“蓝色中国”》的文章。文章首先认为:“支撑中国的持续崛起,传统儒家文化的内陆型文明体系需要转型。这是摆脱目前中国海洋困局的关键。”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文化的内陆型文明体系已经越来越来不适应要未来中国的建设,因为未来的中国将是蓝色中国,蓝色中国建设需要海洋文明体系的引领。

文章指出,历史上由于对蓝色文明缺乏清晰的认识,所以很多人忘记了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与印度一样的半岛国家,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我们不能仅仅记住“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土面积,而轻视那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蓝色领土”!

海洋并非只是一个平面,海洋还关联着海底、海岸、海空。因此,人类的未来必将“面海而兴”。中国要走向世界先要走向海洋,中国要为和谐世界作贡献先要为和谐海洋作贡献。建设好“蓝色中国”是中国走向海洋文明的第一方略。

要建设蓝色中国,我个人认为,除了余潇枫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的“中国应该建立海洋银行,开发海洋城市,打造以海洋文化为核心的海洋产业群,组建以维护海上非传统安全为主要使命的远洋舰队,开创新型的海洋外交,实现华夏文明从‘大河文明’向‘海河文明’再向‘海洋文明’的有序过渡”的对策建议(我完全赞同这些建议)外,我个人认为,核心问题是“观念的转变”和“海洋文明领袖人物”的出现。

先谈谈“观念的转变”。这个转变即是从传统的内陆文明观念向海洋文明观念的转变。一般而论,也是历史事实和世界大势所证明,内陆文明的思维往往是保守型的,立足于自身视角,追求稳步发展,讲究人与人之间、各种势力集团之间的和谐平衡;而海洋文明的思维,基本上都是开拓型的,放眼世界局势,追求外向性跳跃性发展,讲究人与人之间、各种势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和掠夺。中国一旦确定自己“蓝色中国”的重新定位,或者至少承认中国是一个内陆文明和蓝色文明并存、目前重点倾斜蓝色文明建设的国家,那么一定要从上到下树立海洋文明的思维意识,走开拓型、竞争性、世界性的发展之路!

再来说说中国的“海洋文明领袖人物”的问题。这是一个崭新的也是比较严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来自于我的一个思考: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中既然曾经有过如此强势的海洋文明元素,为什么后来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内陆文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而东夷、蛮苗、古越文化都被挤压以致飘落星散?我认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海洋文明领袖人物”出现。

所谓的“海洋文明领袖人物”,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领军人物。三皇五帝、诸子百家、儒家道家,构建中国政治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清一色都是内陆文明的代表者,而海洋文明的领袖人物,几乎没有。如果夏朝前后的历史基本可信,那么中国曾经一度存在过夷夏部落共同治理天下、夷夏首领轮流为主的“政治联合体”时代,也一度出现过皋陶、伯夷、后羿这样的政治领袖。但是这些政治领袖传说的成分实在是太大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海洋文明性质的领袖人物出现,也没有海洋文化大师来勾描和建设中国的蓝色文化。

而今我们重建蓝色文明,迫切需要具有海洋意识的领袖型人物出现!

综上所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并存的伟大国家,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内陆文明越来越强势,而海洋文明在逐渐走向边缘。但是这种边缘是伟大文明的火种,在当今国家海洋战略的时代背景下,这个火种正在重新被点燃,中国也正从单一的内陆文明国家走向海陆共同发展的综合性国家。由于海洋文明是世界性的强势文明,因此未来中国的“蓝色成分”必将越来越浓厚。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预言:未来的中国不但是海陆并重的,而且很有可能是“蓝色”占主导地位的“半岛性海洋大国”!处于这个“半岛性海洋大国”最前沿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综合开发实验区、舟山群岛新区等国家级海洋开发战略区,还有舟山市以及新成立的三沙市等海洋城市,必将承担起许多伟大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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